如何打赢外来入侵物种阻击战？科研提供新依据新方法******

　　如何打赢外来入侵物种阻击战？

　　外来物种是一把双刃剑。在一些情况下，引进外来物种确实有助于特定地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育。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外来物种又可能构成生物入侵。

　　【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 写：实习记者 孙明源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策 划：刘 莉

　　今年1月1日，农业农村部会同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和国家林草局组织制定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开始施行。

　　“外来物种真不少啊”“这份‘黑名单’来得及时”……一经发布，这份目录就引来众网友热议，网上话题量达到298万多条。

　　基于2022年全国范围外来物种调查及科研人员多年来监测研究，这份最新名录内容从原有的52种更新为59种。

　　鳄雀鳝、加拿大一枝黄花、美国白蛾……对于这些外来入侵物种，人们或许只是偶有耳闻。事实上，外来物种入侵在我国也非新问题。大多数时候这些外来入侵物种并不显眼，它们静悄悄地给某些地区带去生态灾难，导致受灾地区以外的人们很难关注到它们。直到去年8月，鳄雀鳝以一种异样的形式进入公众视野，让更多人知道了“外来入侵物种”到底是什么。

　　抽干湖水只为两条外来“怪鱼”

　　“鱼抓到了吗？”

　　2022年8月26日，在某直播平台的上百条弹幕里，这个问题“刷屏”了。评论和弹幕背后有至少3700万网友看过直播。

　　直播现场在河南小城汝州，在那里，工作人员抽干了公园里近30万吨的湖水，只为抓住两条名为鳄雀鳝的“怪鱼”。

　　次日，汝州通报称，一公一母两条鳄雀鳝已被捕获，并接受了无害化处理。至此，持续一个月的“抽湖捕鱼大战”落下帷幕。

　　其间，网上甚至出现过此次行动是“劳民伤财”的质疑。

　　但这个事件，可以说给全民上了一节外来物种入侵的科普课。

　　早在2002年，在创始人胡隐昌研究员的带领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外来物种与生态安全创新团队已经开始关注外来入侵水生生物。顾党恩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外来物种与生态安全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岗位专家。2009年起，该团队对包括鳄雀鳝在内的多种外来水生生物进行了长期大规模的调查监测。

　　鳄雀鳝食量惊人，一旦泛滥成灾，不仅会影响渔业生产，威胁粮食安全，更会通过捕食作用导致本土鱼类等水生动物种群的急剧下降，从而影响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水生生态系统，进而威胁生态安全。

　　调查数据显示，鳄雀鳝近几年来在我国扩散蔓延速度非常快，在从海南到北京、从上海到西南的大部分省区内都有野外捕获鳄雀鳝的记录。如果不及早干预，有可能扩散到大部分自然江河。

　　为了摸清鳄雀鳝等外来水生生物的分布和数量变化，顾党恩团队常年在南方的各个水域撒网、取水样、“摸鱼”。

　　此次鳄雀鳝进入新版名录，与该科研团队提供的大量第一手调查数据以及风险评估报告有着很大关系，可以说离不开这些科研工作者的多年努力。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在物种遴选上有四个依据：危害程度重、扩散蔓延快、防控治理难、危害形式多样。“并不是所有外来入侵物种都能‘上榜’。”顾党恩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鳄雀鳝能“上榜”，是因为它会造成很严重的危害，而且能快速扩散蔓延，一旦泛滥就很难得到有效控制。

　　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2000亿元

　　通过公开资料检索，记者发现我国较早的外来入侵物种，是一种来自非洲马达加斯加的蜗牛。

　　20世纪30年代，这种蜗牛翻山过海，随着英国、日本的全球贸易首先出现在我国厦门、台北。如今，它已经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多省区。这种蜗牛学名褐云玛瑙螺，即人们常说的“非洲大蜗牛”。

　　它就是典型的外来入侵物种，不仅对蔬菜等农作物危害极大，还携带多种会对人体带来危害的病原体。

　　随着全球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外来入侵物种扩散蔓延的风险不断提高，外来入侵物种带来的危害也逐渐增大。

　　农业农村部外来入侵生物防控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生物入侵研究创新中心主任刘万学说，我国近十年新增入侵物种55种，每年新增入侵物种达5—6种，是20世纪90年代前新增入侵物种频率的30倍。

　　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外来有害生物与植物检疫学科组首席专家赵文霞记得，2010年时，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出现大面积高山栎枯死，许多山头出现成片成片的枯死木，高原仿佛患上了“毛发斑秃”。赵文霞及有关专家顶着高原反应走遍了这些山头，最终确认高山栎大面积枯死背后的“凶手”竟是一种夜蛾科昆虫。高山栎虽能在高原挺拔屹立，面对外来入侵物种却可能遭遇生存危机。

　　另一种让赵文霞印象深刻的入侵物种是加拿大一枝黄花。这种菊科植物在我国南方极易滋生。“荒废的上海造船厂长满了这种外来入侵物种，它们的种子像蒲公英一样随处飘洒，风一吹漫天遍野，扎根之处不给其他植物留下任何生长空间。”赵文霞说。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这是顾党恩对另一种外来物种——齐氏罗非鱼的评价。这种鱼吃水草能力极强，在实验环境条件下几条鱼一两周就可以吃光一水池的水草。广州四大生态调蓄湖之一的东山湖，因用于净化水质的水草往往被齐氏罗非鱼破坏殆尽，导致东山湖水质净化工作陷入停滞状态，水质一度沦为劣V类。

　　另一种对全球森林极具危险性和毁灭性的外来入侵物种则是松材线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教授杨忠岐说，其引发的松材线虫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被称为松树的“癌症”。一旦松材线虫侵入林区，会让以松树为主的针叶林染上松材线虫病，从而对整个林区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能想象某一天黄山的主要景观资源黄山松都被毁灭殆尽，黄山再无迎客松吗？”杨忠岐告诉记者，1982年我国首次在南京中山陵发现松材线虫病，40年来松材线虫给我国林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生态灾难。

　　对于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灾害，刘万学提供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草地贪夜蛾危害严重时可能导致玉米、小麦等作物50%以上的产量损失；番茄潜叶蛾危害严重时可导致番茄减产80%—100%；苹果蠹蛾对我国苹果和梨等水果产业构成的潜在经济损失高达140亿元/年；在1平方米的玉米地里，30—50株豚草苗就可以导致减产30%—40%；一只福寿螺中含有3000条以上寄生虫……而它们还只是外来入侵物种当中的一小部分。

　　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由外来入侵物种每年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总计高达2000亿元，对外来入侵物种进行综合治理刻不容缓。

　　科研为治理提供新依据新方法

　　与外来物种入侵的历史相比，我国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研究却起步较晚。

　　赵文霞是国内较早研究外来入侵物种的学者之一，她从2002年开始研究外来入侵物种，但当时距非洲大蜗牛抵达我国已有70年。

　　赵文霞回忆说，当时其主要工作是翻译国外关于入侵生物学的经典图书、著作、论文。后来，随着外来入侵物种概念的引进以及一些应用实践的展开，国内学者出版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和论文。

　　赵文霞告诉记者，国外的入侵生物学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兴盛于50年代。我国外来物种研究本世纪初起步，经过科学家们2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相关技术水平已经与国外不相上下，但由于起步晚，我国对许多入侵物种的入侵历史、路径和时间依然不了解，原始数据相当匮乏，还需要长时间积累来补齐短板。

　　新世纪以来，我国入侵生物学学者最重要的心血结晶之一，就是上文提及的2013年出台、2023年1月1日更新的“名录” 。

　　2013年，原国家农业部发布了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名单——《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第一批)。这份名录包含52种入侵物种，既包括紫茎泽兰、少花蒺藜草、非洲大蜗牛、福寿螺等入侵植物、动物，也包括美国白蛾、桔小实蝇等有害昆虫，以及番茄细菌性溃疡病菌等有害病原物。

　　刘万学向记者介绍说，第一批目录的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自2013年以来，我国科学界对于外来入侵物种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与此同时，法律也在不断地修订完善。

　　2022年12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该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野生动物物种的，应当采取安全可靠的防范措施，防止其进入野外环境，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之前，我国为防范外来物种入侵，制定了生物安全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引进陆生野生动物外来物种种类及数量审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还发布了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制定了《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第一批)》。

　　“可以说，目前我国已建成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教授告诉记者。

　　杨朝霞曾多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或者委托组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研讨会，他的许多建议也被吸纳进本次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本次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特别强调：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科学界也在行动，不断为治理和决策提供新的依据和方法。

　　我国对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实行动态调整和分类管理，每10年组织开展一次外来入侵物种全国普查。2022年，我国启动了包括实地考察、面上调查和重点调查等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近年来发现的草地贪夜蛾、鳄雀鳝等入侵物种，都在普查范围内。

　　据赵文霞介绍，此次更新目录，最初各方提交上的外来物种名单有800多种，经过多轮筛选，名单从800多种减少到200多种，又从200多种减少到100多种，最终从100多种确定了59种。

　　科研也在各类外来物种的治理中发挥作用。例如，顾党恩团队和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合作开发了多重防控技术，应用于对广州东山湖齐氏罗非鱼的治理。结果显示，在控制试验前，齐氏罗非鱼为湖区的优势种，占渔获物重量的79.41%，防控试验20天后，工作人员在渔业抽样调查中未采集到齐氏罗非鱼。

　　从调查统计、判定优势种和危害、甄别一个外来物种是否属于入侵物种，到提供治理方案，大批科研人员参与到外来物种的防治工作中来。

　　相关方面都在积极努力，与外来物种进行坚决斗争。

　　将外来物种挡在国门之外，是防治外来物种的第一步。2022年9月4日，上海海关发现了一批可疑的快件。工作人员打开检查，发现了300个大小一致的环氧树脂管，这些管里塞着潮湿的棉花，每个管放了一只活体蚂蚁。

　　经鉴别，这些蚂蚁是来自欧洲南部的野蛮收获蚁，国内收货人大概是想将其作为宠物饲养。但是，此类蚂蚁在我国并无自然分布，贸然引进有使其成为外来入侵物种的风险。

　　据了解，截至2022年11月，我国海关仅在上海口岸就设置了各类外来有害生物监测点471个。据海关总署通报，仅2022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就从旅客携带、邮寄等渠道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173种3.1万次、活体动植物2925批。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仍在路上

　　刘万学说，《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所列物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重点，也是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行动指南。

　　在防治外来入侵物种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首先，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杨朝霞举例说，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入了防治外来物种的有关内容。但目前鳄雀鳝、巴西龟等“异宠”的网上交易并未被遏止，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立法对交易环节尤其是网上交易的规制不足。这些宠物如果不进入自然界，确实不构成外来物种入侵。但是，这些宠物具有逃逸或者被放生的可能性，交易、蓄养它们客观上增加了它们入侵自然界的风险。为此，应对相关法律进行进一步完善。

　　“以鳄雀鳝为例，我国法律并未对鳄雀鳝的销售作出明确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无法严格对鳄雀鳝的销售渠道、途径等进行监管。放生行为极其隐蔽难以发现，鳄雀鳝很可能被混在其它鱼苗中放入自然环境，等鱼长大被发现后，也很难追踪放生者。”杨朝霞说。

　　其次，相关科学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刘万学指出，防治外来物种入侵和危害，监测预警、扩散阻截、应急处置、综合治理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加强。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风险预判预警机制，如建立入侵物种风险预警的大数据库，掌握入侵物种实时动态。比如哪些物种有可能入侵，它们从哪些地方进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来？我们都要有研究、有预判。”刘万学说。

　　第三，防治外来物种入侵亟待公众参与。顾党恩提醒说，了解和防治外来物种并非只是管理者和学者的责任，要想做好防治工作，就得有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美洲牛蛙、红耳彩龟、鳄雀鳝这类重点管理入侵物种如果只是在可控的养殖水体或者水族缸中并不会直接带来危害和形成入侵，是具有一定经济价值、观赏价值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的随意引种、放生和丢弃，反而使它们在野外变成了真正的外来入侵物种。此外，如果因为它们被列入重点管理入侵物种，导致把它们被当作‘有害动物’而被丢弃或弃养，更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灾害。让公众认识到放生和丢弃外来物种的危害，对于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科学家也应该投入更大的精力来为公众提供必要的科普服务。”顾党恩说。

　　“外来物种是一把双刃剑。”赵文霞说，在一些情况下，引进外来物种确实有助于特定地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育。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外来物种又可能构成生物入侵。例如，加拿大一枝黄花作为外来入侵物种，在江苏、浙江一带扩张十分猖獗，占用了大量土地。但是，在北方，如河北石家庄地区，由于气候原因它很难大规模蔓延，却能够充当经济作物，作为鲜切花的配花为人们带来收入。

　　“科学认识外来物种之后，除了做到不随意丢弃或放生，普通公民还可以主动报告身边发现的外来物种，为外来物种治理提供线索。如果人人都能够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随手消灭身边的外来入侵物种，就能真正筑立起外来物种入侵防控的‘长城’，打赢这场外来物种入侵阻击战。”顾党恩说。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受访者提供)

人间正道在大同******

　　【年终特稿】

人间正道在大同

——维护全球安全和人类福祉的中国态度

　　作者：关国平

　　风起云涌，春去冬来，2022年的世界很不太平。

　　欧洲大陆硝烟升腾，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消退，全球粮食能源问题凸显，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以前所未有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深刻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剑与犁，义与利，机遇与挑战，偶然与必然……杂糅汇集于百年变局的洪流之中。

　　持续中的俄乌冲突，是冷战后国际地缘政治现实的冷酷延伸——超负荷多年的博弈之弦最终承压断裂。动荡冲突之际，“全球北约”“平行世界”“新铁幕”等美西方奇谈怪论此起彼伏；雨横风狂之时，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强权政治等本应沉寂的概念借势起舞。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冷战结束30年后，动荡与危机令世人警醒：在全人类共享的这个星球上，安全出了问题，发展正受到威胁。

　　满川风雨看潮生。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新理念和新路径。

　　“全球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今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上再次论及全球安全倡议，深刻阐明安全之于发展的重要性，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

　　凝聚东方智慧和大国情怀，全球安全倡议牵挂人类福祉，聚焦安全痛点，反映世界共识，引起普遍共鸣。

2月27日，在罗马尼亚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锡雷特边境关口，乌克兰女子在帐篷外打电话。新华社发

　　百年变局中的危情怪象

　　欧洲粮仓，沃野千里。延宕了十个月的俄乌冲突严重消耗了双方的战略资源，并产生难以估量的溢出效应。在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安全危机带来的冲击从来不限于“震中”，也从来不限于“安全”。

　　粮食告急，油价飙升，通胀高企……欧盟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攀升，10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10.7%，再创历史新高。欧盟委员会2022年秋季经济预测报告称，欧盟、欧元区和大多数成员国经济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陷入衰退，明年第一季度经济活动将继续萎缩。在欧洲之外，俄乌冲突已经造成全球粮食短缺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不少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更是跌入极度贫困和饥饿艰况，破产和动乱的幽灵抵近徘徊。

　　两国相持兵不解，会应俱碎似连环。从来战火无情，何况俄乌冲突的影响，已不只是两个当事国家之间的“连环”，还在全球形成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

　　实现和平，不仅是人道主义的关切，也是维系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关键。面对俄乌冲突，中国一直从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站在公道的一边，并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

　　当下寒冬已至，第聂伯河冰封千里，而俄乌冲突依旧僵持不下。冲突双方将在战场继续厮杀，还是走向谈判桌？人们不得而知。但世界仍然在期待，冬季的天然止战效应，能让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找到出口。

　　12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通电话时表示，中方坚持主张劝和促谈，认为危机长期化、复杂化不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支持欧方展现战略自主，引领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实现欧洲大陆的持久和平和长治久安。

　　要灭火，而不是拱火——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期待。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元首，印尼总统佐科曾先后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他表示，尽管外部形势仍然艰难，但走向和平解决和公开对话仍然很重要，他愿意帮助两国领导人“架起沟通的桥梁”。

　　访问彰显了佐科总统务实的外交立场，与恪守客观公正的中国主张一样，代表了世界多数国家支持劝和促谈，主张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大势的愿景。

　　然而，与国际社会普遍愿景相悖，美国与北约至今完全无意推动终结这场冲突。在前期提供巨额军事援助的基础上，12月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公布了总额450亿美元的《2023年追加乌克兰补充拨款法案》。这将是美国迄今数额最大的一笔援乌拨款，远超白宫上月向国会请求的370亿美元总额。

　　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邀请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造和强化这一联盟。这制造出关于欧洲大陆乃至全球安全秩序的“集体恐惧”，而本已出现“脑死亡”征兆的北约，得以“复活”和强化。北约新“战略概念”称俄罗斯是“最大且直接的威胁”，确认并巩固了该集团积极遏制俄罗斯的政策。俄乌冲突则被拜登总统描绘为“民主与威权之战”和“历史的拐点”。美方更冠冕堂皇地宣称，谁不支持对俄制裁，就是“拒绝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抛开了历史经纬，何来“历史正确”？

　　当前俄乌冲突的实质，正是冷战后俄罗斯与北约地缘政治矛盾长期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从根本上看，这是美国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政策长期堆栈而成的恶果，而北约持续东扩及对俄罗斯的长期遏制正是俄乌冲突的导火索。实际上，身经冷战的美国战略家早已对北约东扩的灾难性后果发出预警。“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早在1998年即表示，北约东扩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

11月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市场，商贩准备商品。新华社发

　　安全困境中的希望之光

　　人间正道是沧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经典《礼记》勾勒出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

　　“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身处乱世的诗人韦庄曾发出世道不昌的无奈感叹。

　　在历史前行的某些节点，戚戚内顾比敞开胸怀来得容易，抱残守缺比顺应时代显得“智慧”，迎合民粹比培育合作更受青睐——这正是百年变局的深刻复杂之处。

　　全球化的退潮、自由主义的隐退、强权政治的回归，让人们心生忧虑：执意强化大国竞争，甚至可能调整资源配置为大战做准备；大步回归集团对抗、冷战传统；与应对疫情冲击相似，为应对地缘政治变化，泛化国家安全，强调的是本国优先，而不再是自由贸易和投资流动带来的普遍受益。

　　罗伯特·卡根等一些西方知名学者惊呼，“俄乌冲突正在使一个更加危险的多极世界加速形成”“美国治下的和平可能会让位于全球混乱”。

　　这一看似理性的“警示”不仅美化了霸权，而且颠倒了因果。追根溯源，俄乌冲突只是触发了大国冲突的传统病征，当前危机凸显美国霸权和美西方主导国际治理体系的失效。回望冷战结束以来的三十年，世界本应迎来充满希望的“长周期和平”，但人类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仍在经历持续不断的冲突和危机。

　　曾几何时，政治经济一体化迅速推进的欧洲被视为和平与繁荣的成功范例。西方学者认为，北约和欧盟双双东扩，可以构成维护欧洲持久和平与繁荣的“双保险”。如今，现实的强烈反差昭示世界，个别国家和集团谋求以实力扩张获得绝对安全，挤压其他国家的安全空间，最终只会造成地区安全局势恶化，让自身和国际社会陷入更大的不安全。

　　树曲木者，恶得直景！美西方国家长期固守霸权思维和意识形态藩篱，违背时代的发展大势，是当前危机与乱象之源。

　　面对冷战结束三十年后的危机与乱象，世界需要冷静而深刻的反思。德国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指出，我们正在目睹大小危机史无前例地汇聚集合，这些危机有许多不仅是衰败的迹象，也是新世界秩序正在诞生的迹象。

　　面对暴力和冲突的蔓延，恐怖主义的猖獗，全球疫情的肆虐，核战争与核毁灭的威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历史和现实反复昭示我们，世界上既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也不存在脱离世界安全的独善其身，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

　　摒弃霸权与对抗，追求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福祉所系。正因如此，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被誉为“这个星球唯一的未来”；主张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全球安全倡议，才被视为“捍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有力武器”。

　　安全是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诉求和愿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当今时代，国际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世界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全球安全倡议是对传统西方地缘政治安全理论的扬弃和超越：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萤光爝火，日月之明。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与世界的交流和碰撞中一直秉持着天下一家、和合共生的理念，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新时代的中国胸怀世界和平发展，情系各国人民安危，引领时代发展进步潮流，坚定倡导构建人类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全球安全倡议以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深厚的天下情怀，直面全球安全赤字，引领共同安全道路，是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为人类社会通往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世界指出了清晰路径。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认为，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国际社会的需求，“那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安全机制，所有国家都认同一套能带来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以及价值观，避免一个或几个国家自行其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单方面加强自身的和平与安全”。

7月10日，人们在黎巴嫩的黎波里排队购买面包。新华社发

　　“霸权治下”的安全反思

　　“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

　　2200多年前韩非子《初见秦》中“世有三亡”说，仍可以用来把脉当今世界。

　　今年以来，当拜登政府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推行歧视性补贴政策，当美国主导北约追求绝对安全而招致俄罗斯的反击时，霸权对安全的消极作用，愈发清晰地暴露于世人眼前——美国霸权主义的历史旧梦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势背道而驰。

　　美国的病根在于，无视别国的安全和发展需求，无视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执念于维持自身霸权和“中心—外围”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核心位置，非西方国家则被永久排挤在边缘。

　　这也是当今世界安全困境的根源：美西方强行延续霸权，无视乃至压制非西方整体崛起，在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时极度自私自利。美英等西方国家在论及东西方矛盾时，总是将其归类为民主、人权和价值观矛盾。这是蓄意歪曲事实、误导世界。西方与非西方矛盾的本质不在于文化价值观、制度和人权分歧，而在于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不平等。

　　所谓“美西方代表世界”，注定是一场地缘政治梦幻。尽管美西方施加了巨大压力，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追随美英的主要是西方国家，不到全球国家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人口只占世界的七分之一。世界大多数国家拒绝美西方兜售的民主叙事，更拒绝在美国推行的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

　　鼓噪“改变中国所处的环境”，也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期待的亚太国家对华“围剿”彻底落了空。印尼国防部长普拉波沃在演讲中明确指出，各国应尊重中国的正当崛起和所需发展空间，“亚洲国家都有曾被大国支配、奴役和剥削的共同历史，因此区域国家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友善的环境，以‘亚洲方式’解决分歧和挑战”“我们敦促各国尊重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国家的正当崛起”。

　　执迷于“遏制中国影响力”，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日前，美国时隔八年再次举办美非峰会。明眼人都看得清楚，此次美非峰会与今年早些时候举办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第九届美洲峰会、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等如出一辙，追踪打压中国的影响力，这似乎成了美国外交的发力点，但在实打实的中国贡献面前注定徒劳。正如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明确表示，所罗门群岛不会“选边站”，针对中所安全合作的反对声音“非常具有侮辱性”。

　　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移也。

　　“西方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我们正走向西方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的终结。”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这样认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指出，“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霸权”。每个国家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力，但没有任何国家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力。

　　在世界对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追求中，美国的霸权话术已然失灵。

　　以安全挑战和中国威胁为噱头，并不能为美国修复其在数十年霸权行径中失去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会置和平发展于不顾，为霸权私利火中取栗。美国国际战略联盟公司创始人乔治·库认为，美国浪费了大量精力和资源企图遏制中国崛起。这种做法从未奏效，将来也不会奏效。唯一明智的做法是与中国合作，找到互惠互利的结果。

　　贩卖恐惧，也无法推销“平行世界”。世界各国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红利，希望在安全和发展之间寻求理性的平衡。面对执意要把太平洋变为“大国战场”的美国，地区国家忧从中来、拒绝“共舞”。新加坡无任所大使许通美善意地提醒：“亚洲人以贸易为生。”斐济国防部长鲁伊拉图明确表示：“中国是地区发展的主要伙伴。”

　　充满希望的非洲大陆，同样珍视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而厌恶西方国家居高临下、口惠而实不至的说教。非洲朋友们说：“每次中国来访，我们就收获一家医院；每次英国来访，我们就得到一次演讲。”美国在传统上把非洲视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中国等却把非洲视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大陆。

　　即使是欧洲国家，也不认同“捆绑中俄”的做法。比利时、荷兰等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反对因涉疆和涉港问题重组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他们认为，欧洲不必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明确表示，法国和欧盟坚持独立自主战略，不赞成也不会参加集团对抗。

图为11月16日在泰国首都曼谷街头拍摄的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标识。新华社发

　　以天下情怀求索大同之道

　　“我们不会回去！”

　　今年夏天，马德里北约峰会期间，反战大游行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不要战争，让我们停止吧”“推动和平是谎言，它在鼓动战争”“北约就像一列疯狂的火车”等愤怒的口号响彻在美欧多场抗议集会活动中。

　　世界也不会“回去”——在战争与和平、对抗与合作、倒退与进步等根本问题上，“我们不会回去”的呼声清晰而坚定，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正确的一边。

　　风雷激荡的变局之中，我们看到一些国家迟疑彷徨，甚至保守倒退，继续将自身私利凌驾于国际公义之上。无论是北约战略文件首次将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还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竞赢”中国的战略，美国裹挟西方盟友挑动世界分裂对抗的意图，昭然若揭。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建桥还是筑墙，合作还是对抗，选择不同，则命运不同。

　　12月初，首次在中东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精彩纷呈，而中阿、中海、中沙领导人“三环峰会”同样引人瞩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外交行动，体现出中阿面对全球挑战加强团结协作的战略抉择。

　　从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到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亚太经合组织曼谷会议，再到此次“三环峰会”，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二十大前后三次出访期间，累计同40多个国家领导人双边会见，向世界发出了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中国声音。

　　这声音回应时代之问，化解时代之困。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格局调整和权力转移期往往也是地缘矛盾多发期。当代的国际安全危机会带来失序，也会催生变革，关键取决于如何应对。

　　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到“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中国统筹安全与发展，因应国际形势新变化，应对国际形势新挑战，不断丰富和发展世界安全问题的破解之道。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指明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践行“天下一家”，摒弃“非友即敌”。固守意识形态执念，将世界分裂为“民主的我者”和“威权的他者”，是人类和平发展的根本威胁。只有把代表人类整体的“我们”作为全球性叙事主体，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为旨归，世界的嬗变才能获得有力的正向支撑。

　　——以普遍安全促共同发展，而不是以绝对安全谋霸权私利。美西方少数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别国经济科技发展进行打压遏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民生困难。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消弭冲突根源，实现世界长治久安。

　　——开展良性竞争，拒绝零和博弈。在分裂、对抗的意识形态中进行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只会祸乱世界；只有在开放、合作的环境中开展基于公平规则的良性竞争，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坐而论道，起而行之。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在纽约召开的维和峰会上的一段内幕：奥巴马总统轻描淡写地无视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少而又少的事实，而中国挺身而出，承诺派遣一支由8000人组成的训练有素的维和常备军，并出资培训非洲的维和人员。这一大手笔的方案赢得了参会者的掌声。潘基文写道，“我喜出望外”。

　　这只是中国参与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就乌克兰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探索解决之道，始终做热点问题的斡旋者。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借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平台，中国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注入了活力，始终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

　　全球安全倡议与习近平主席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相辅相成，呼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在国际社会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各国谋安全、促发展提供了新支撑。

　　人间正道在大同。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7日 16版）